【十年中国风】国潮风起，吹向世界******
中新网北京10月6日电题：【十年中国风】国潮风起，吹向世界
记者 袁秀月
2022年2月7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比赛现场，法国选手马蒂厄·贝莱的头盔吸引许多观众的目光。
这是一顶极具中国风格的滑雪头盔，上面汇集了大熊猫、锦鲤、龙、长城等中国元素。
资料图：法国选手马蒂厄·贝莱的中国风头盔马蒂厄·贝莱说，这是他特意为北京冬奥会设计的头盔。他特别解释，虽然今年是虎年，但龙是中国的象征，所以放了龙的图案。由此引来中国网友评价——“太懂了”。
从北京冬奥会到国际时装周，从日常消费到文化娱乐，十年来，伴随着国潮崛起、华流出海，懂得品味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十年来，中国人也借由国潮，转变与自我对话的视角。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好莱坞大片《2012》中有这样一个桥段，世界末日来临，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希望。电影公映时，这一中国元素曾引发热议。
很长时间以来，“Made in China”是中国在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但说起中国品牌，推崇的人却不多。即便在中国，很多人也默认“进口的”才是大牌，“洋品牌”才值得信赖。
这种情形在近年来得到改变。国潮悄然兴起，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赢得90后、00后的青睐。2018年，中国运动品牌李宁携中国元素鞋服亮相纽约时装周，故宫推出文创口红，老干妈、大白兔等一批老字号集体创新，中国潮流强势出海。
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认证微信公众号截图。有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21年，国潮相关搜索热度上涨528%。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品牌搜索热度占品牌总热度比例从45%提升至75%，为海外品牌的三倍。
如今，国潮正进入“3.0时代”，不再局限于特定品牌，而是成为一种消费和文化概念。在国货崛起之外，更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的全面复兴。
从“一墩难求”到中国潮玩受热捧，再到手机、汽车、家电等创新产品受到国际市场认可，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
资料图：6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 中新社发 余轩 摄从“中国元素”到“中国文化”
“为什么LOGO大的衣服在浙江卖得不太好，还不如欧洲，我本来听说中国人很爱LOGO。”多年前，曾有国外服饰品牌高层如此发问。
十年来，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世界工厂”亦成为“全球市场”。奢侈品品牌涌向中国，将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然而却常因运用不当被中国消费者吐槽。
加上中国元素就能体现中国文化吗？什么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些问题同样萦绕在中国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心头。
十年来，关于国潮文化的探索一步步展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国产动漫用“国风”挖掘中国故事；《国家宝藏》《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节目用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魅力；《人世间》《甄嬛传》《琅琊榜》等国产影视以“华流”圈粉无数；《这！就是街舞》《我们的歌》《声入人心》等国产综艺以原创引领潮流……
《唐宫夜宴》节目截图穿汉服过端午中秋，看国潮风文艺作品，传统文化正成为中国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助推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赋予其更多新的时代内涵。在潮流之外，年轻人更期待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内涵，而非中国元素的简单堆砌。
有观察家指出，国潮就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与“再流行”。
资料图：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从“追逐潮流”到“开创潮流”
每次奥运会开幕式后，都会迎来世界各地观众的点评，北京冬奥会也不例外。而在众多声音中，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功夫、杂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太不中国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够中国”的开幕式，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美与数字科技美，在历史沉淀外更贴近时代脉搏，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好评。
事实上，不只北京冬奥会，国潮的兴起，正在逐渐打破种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功夫、旗袍、茉莉花……渐渐被中国网文、中国游戏和音乐、中国美妆服饰等新的文化元素所替代。
资料图：游客在“打卡”拍照。周孙榆 摄与之同理的，还有中国故事的讲述。近些年来，好莱坞式的中国故事往往难以取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在价值观之外，陈词滥调的“套路”正使其失去吸引力。
谁来定义国潮？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渴望用自己的视角，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审美再定义。
从仰视世界到更自信地平视世界，从追逐潮流到做潮流的开创者。国潮出海，背后是国人心态的变化，也是文化自信的提升。
何以中国？又当如何阐释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如今已经接过这一命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国潮出海，或许只是一个开端。(完)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乐发lv地图 |
